前言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定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黯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选择一切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道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A Tale of Two Cities》 Charles Dickens 1859
引子
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盛大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时，解放战争仍在国内的各个角落里进行着。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在经济层面，民国政府晚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剧痛并不因新政权的诞生而“神奇般”的消失，甚至在西方诸多封锁措施下极大可能进一步恶化。一方面，民国时期追求现代化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及其派生出的以长期高通胀为主要形式的城市危机，不可能被任何以占领城市为革命成功标志的新政府，延续使用与旧政府相似的经济手段，予以化解。另一方面，在旧危机尚未结束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内生性新危机就接踵而至。新瓶老酒，何以解忧1？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场严重的恶性通胀却在不到一年内被彻底平复，更令人不解的是，治理通胀中不仅财政赤字压力未减，而且为了弥补赤字还得大量增发货币。即便总览古今中外，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增发货币而仍能控制币值稳定的例子少之又少。而由财政危机引爆金融危机，连带发生外贸巨额赤字或者外汇危机，进而引发革命政变甚至改朝换代的事例比比皆是，很少能有执政者在多重危机连环爆发中全身而退。
根据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理论，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在本文的研究和叙事中，我们力求避免“事件构成历史”的割裂式讲述，而将尽可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危机寻源追本，注重理清脉络和前后因果，还原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起
01
民国初立，曾有“黄金十年”，指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从 1927 年 4 月 18 日定都南京，到 1937 年 11 月 20 日迁都重庆期间的中国 1930 年代。这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根据文献2记载，外国在华投资日益增高，从 1902 年 8.13 亿美元，到 1920 年 20.18 亿美元，再到 1936 年的 39.4 亿美元，分布在金融，外贸，近代化运输，能源和铁资源中，并占垄断地位。甚至民国银行家陈光甫认为，30 年代上海的进出口贸易 90% 是由外商经营的。总体来说，自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大量向中国投资以来，迄抗日战争前，列强输入中国的资本约 16.24 亿美元，而从中国取回的企业利润和借款本息高达 30.22 亿美元，为输入的 1.86 倍，同时，他们在中国还保有 30 多亿美元的投资，也就是说，借用外债，要连本带息加倍偿还。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在改善财政状况上有所建树。北洋政府 1925 年曾在预算草案中列岁需 3.1 亿元，而历年实收不过数百万元。南京政府 1927 年 4 月成立，经一年努力便岁入 3.3 亿元，以后逐年增加，1936~1937 年度高达 8.7 亿元。而这个成就 95 % 是由增加税收所致，并主要由关税，盐税，统税等间接税组成。为了实现税制现代化，1936 年国民党试行直接所得税，但对由于不动产所得收益撇开不征，最终让收入低的人们负担更重了。同时，历史悠久的田赋（土地税）却直接划给地方财政，从此南京中央鞭长莫及，遂委之地方军阀，暴敛不断。
南京政府之所以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实为巨大军费所迫，这十年也是内战的十年，其中更是以前期的南北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最为紧急，且系在大城市之间和铁路线上作战，破坏性极大，至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因多在农村作战，影响有限；二是债务繁多，原来国民党 1924 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不承认“贿选僭越之北京政府”所借的巨额外债，但蒋背叛孙中山革命路线，实行“四·一二”政变后，采取讨好帝国主义的政策，宣布承担偿还北洋政府的全部外债，这使南京政府的债务费占了全部岁入的 40%。故此，民国政府的财政是赤字财政，年年亏空，只好举债，适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外债无望只好依靠内债。据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955）》统计，自 1927 年 5 月到 1937 年 1 月，南京政府共发行国内公债和国库券 24.12 亿元，但仅收到其六成左右资金，剩余部分尽归银行所有，成为银行界最有利的投资，也是市场上热门的投机筹码。然而这样的增长势头下面，却隐藏着外部成本转嫁导致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民国现代化的失败。
02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民国年间遭受的 1935 年白银危机和随后于 1937 年开始发生的长期通货膨胀，均属于西方为了摆脱 1929-1933 年大危机的影响而不断向外转嫁代价的施政后果。1929-1933 年爆发的“大萧条”，是人类经济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球性衰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通货紧缩，通缩促发了“断崖式”的全球货币变革，历史性地将黄金逐出货币体系，瓦解了“金本位”，进入管理通货和外汇管理时代。不仅如此，大萧条还破坏性地推高了全球银价，动摇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基础，截断了民国渐进“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路径，迫使民国政府实行激进的货币转型，奉行“纸币本位”。
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 年）至 1935 年 11 月法币改革废止白银货币止，中国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实行了整整 500 年。1928 年 6 月，中国形式上统一之后，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前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确立了实行“金汇兑制”的长期目标，而于近期实行“废两改元”，推行“银元本位”。1929 年大萧条客观上为政府实行“废两改元”提供了有力地内外条件，其一是在第一波冲击中，国际银格走低，其下降幅度甚至大于普通商品价格的下降幅度。实行银本位的中国在金本位国际市场上属于法定货币贬值，从而规避了西方经济危机；其二是国际上大量白银冲进上海，上海银元充沛，有能力推行废两改元。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出（来自《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在西方危机严峻的时刻，中国进口白银猛然增多，1928-1929 两年一度均入超一亿两。随之，在世界其他国家正在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时，中国国内却呈现温和的通货膨胀。然而好景不长，在大萧条持续到 1931 年，英国、日本、印度相继放弃金本位，这使得仍然维持白银币制的中国旋即货币升值，国际收支恶化，以至于下半年中国陷入经济危机，物价猛跌，工商业萧条，倒闭之风蔓延，农村受害尤烈，白银从内陆涌入上海 (具体详见论文)，接着于 1932 年被迫出口白银 735 万两以弥补贸易赤字。这说明：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开始复苏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迈入衰退，这正是处于依附地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追求宗主国模式的现代化，却浑然不知宗主国的现代化恰恰是通过对海外殖民地的剥夺（转嫁危机）才得以实现1。
随着历史迷雾散去，我们渐渐知道，危机转嫁中影响最大的，尚不是各国的货币贬值，而是来自于美国的“有预谋的狙击”——白银法案。
03
大萧条的第二波次的货币冲击——货币再膨胀中，白银成为货币再膨胀的重要手段，逆转了白银价格。其始作俑者是美国的白银政策，它直接导致了国际银价的飙升，引发了中国的白银货币危机。应当说，美国的白银的政策包括三个部分：一是 1933 年 7 月签署于伦敦的国际《白银协定》；二是 1934年 6 月《购银法案》；三是《农业调整法修正案》，亦即《托马斯修正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有权降低美元含金量，并有权处理白银问题等广泛的权力。
1934 年，为了推行其摆脱经济大危机的新政，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国会内来自西部产银州的议员集团。这些白银派议员借机对罗斯福总统进行“政治讹诈”，提出了旨在提高银价的《The Silver Purchase Act》，以增加其所在州的经济利益。6 月 19 日该法案签字生效，它主要规定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在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黄金储备的1/3，在期间，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值得一提的是，该法案公然背弃在伦敦签署的《白银协定》，共花费 15 亿美元，但直到 1961 年年底美国政府才停止收购，1963 年才废止。
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用银本位的大国，而中国并非产银国，所需白银依靠进口，银价升降完全听命于国外，而民国政府及货币当局对白银历来是采取自由放任之态度和立场，于是美国的“购银政策”轻易地袭击了中国这座“不设防的城市”。大萧条最初阶段，银价急剧下降，由 1928 年的每盎司 58 美分下降到 1930 年的 38 美分，到了 1932 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 25 美分的低谷（见下图）。到 1933 年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并于 1934 年 6 月开始购银。仅到 1935 年 6 月，一年就购得 2.94 亿盎司白银，银价直飙升超三倍之多到 81 美分，最终 1934-1935 年最终总购 7.6 亿盎司。反观中国，从 1932 年开始净流失 735 万两后，1933 年到达 1422 万两，1934 年就猛升至 2.56 亿两，到了 1935 年春天，国际银价已经超过国内银价 50% 以上，每出口白银千元即可获利 300-400 元，白银疯狂走私外流根本无法遏制，官方数据上净流出白银 5940 万两，但加上走私或可超过 2 亿多两，国民政府因应的白银 10% 出口税和 14% 平衡税被证明是杯水车薪。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那时全国白银聚集地——上海，1934 年 7 月白银存量为 5.628 亿两，仅仅五个月过去，就只剩下 3.35 亿两。1932-1935 年这几年间输出的白银介于 4.25-6 亿两之间，超过当时银行流通额的1/3。除了日本浪人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白银，更甚的是，外资银行是输出中国白银的有力推手。日本利用其在华银行，甚或通过交予日舰强运出口，大量运出白银，“1934 年的最末几个星期中，即有 2 千万元的白银走私出口，1935 年一年之内，白银走私出口估计约在 1.5 亿至 2.3 亿之间3。” 下图来自《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可见外商之作用。
04
接下来的事情凭借基础经济学知识就可预见了，中国势必要发生严重的“输入型”通货紧缩。而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可避免地发生并形成恶性循环。如下图1，中国在 1934 年开始发生白银大量外流后，实体产业迅速萧条，而城市因利润低则发生私人资本析出实体产业，导致投机泡沫泛起，这样，在民国经济数据上仍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统称“黄金十年”，但早已败絮其内了。这点与 80 年后的 2015 年何其类似——美国结束量化宽松后提高利率造成中国外汇流出，国内私人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先后进入房地产和股市投机，GDP仍然表现为较高增长率…而 2022 年的今天，又一轮的周期来了…
随着通货紧缩的发生，资产价格应声下降，尤其以农村所受冲击最大。农产品价格 1934 年下降了 6.9%，1935 年下降了 3.7%，又由于物价下降以及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减少，加上当年发生了灾荒，当国民党人李天倪 1934 年在山东做调研后，写下：“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而资金利息从 6% 到 16% 飞速上涨，大量工商企业倒闭，1934 年改组 1290 家，歇业 366 家，1935 年倒闭 1065 家，全国银行停业 20 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织业开工量减少 60%。世界层面上，美国购银法还引起了墨西哥货币流通的困难，出现了融化流通中的银元为银条牟利的风潮，迫使墨西哥政府被迫终止银元“比索”（peso）流通，改为纸币；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西班牙银币“比塞塔”（peseta）身上。在印度，银币“卢比”（rupee）亦面临离开流通，或减低成色改铸新卢比的压力。
如此经济重压，不仅斩断了中国白银经济的脊梁，也摧毁了最终迈向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迷梦，更阻塞了对于中国白银经济的国际救助之路。由此，中国之货币经济惟有踏入弃绝金属货币的险绝之地——民国政府于 1935 年 11 月 3 日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财政部发表《施行法币公告》。虽然在当时和现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币制的“彻底”改革是中国跟上货币现代化主流趋势的发端，却由于该币制内在的依附性和脆弱性，不仅使民国经济从此踏上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覆亡；这一“半殖民化叠加现代化”成本恶性爆发的危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措施管控住为止。
承
01
现在回看，半殖民化条件下构建现代化金融财政体制失败，先于现代化军队战败，成为民国败亡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受当时属于“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所限，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其实并非国家凭借政治强权向纸币赋权形成的“主权货币”，而是一种美元为主的外汇本位币制。无可查证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任何以外汇储备来决定本币发行的体制，都因为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而对本国的货币主权构成严重侵蚀。但其中的悖论至今值得记取。主要在于：如果一国的商品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高，那么当外汇储备与国内实际物资流通对应的货币值低于一定的对应关系时，就会出现外汇难以调控国内货币供给的松紧而导致货币政策失灵；而如果让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足够大，那么不仅相当于将国民辛苦创造的财富以铸币税形式拱手让于外币发行国，而且国内经济运行也将受对外依存度过高之困扰，国家内部调控将会受到外部市场和汇率波动等因素的掣肘。当前中国的矛盾当属后者，但民国时期的矛盾则属于前者。更何况，长期内外战争使民国财政不得不发生高额外汇支出，从海外采购军火，势必导致外汇储备下降，对国内货币调控更加乏力，遂使投机普遍化与通货膨胀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1935 年初，宋子文曾向英国表示，希望借款 2000 万英镑来稳定中国的货币。但英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强调中国目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白银政策，因此，“最明显的解救办法就是与美国政府就购银达成谅解”。这样，中国只好再向美国寻求帮助来进行币制改革。1935 年 2 月 5 日，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合用的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中方的这一要求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的两种意见。但美国国务院回复却是：建议“中国把这一计划交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中国币制改革有兴趣的其他国家”。在争取美国援助无望的困境中，民国政府在其美国财政顾问的帮助下，决定利用世界银价高涨之际，出售白银，换取外汇，建立外汇对兑本位制，然而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国家银行以无限制供应外汇的方法来稳定法币的价值。最终，国民政府几经磋商（具体细节见链接），在宣布公告后的7个月后，即 1936 年 6 月孔祥熙在伦敦宣称，中国存于纽约的外汇相当于 1.2 亿美元，存于伦敦者相当于 2500 万英镑2。
02
国民政府在左右权衡后最终选择了绑定美元，客观上有促使觊觎独占中国利益的日本加快对中国侵略步伐的副作用。因为从大的国际背景来看，大萧条同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经济，迫使日本积极谋求在华经济利益，日本方面更狂妄地要独占中国的市场，这便深刻地加剧了其与美英的在华经济矛盾。中国必须在美国、日本、英国等三大国家之间进行平衡与选择，法币改革及其实行是中国与英美结成货币经济联盟，为二次大战中东方反法西斯阵营的确立默默埋下了牢固的利益基础。
1935 年日本在中国推出“法币制”的同时进占华北，并于 1937 年发动中日全面战争；这些战事，导致国民政府财政和对外军火采购刚性开支急剧增加，维持法币稳定所需的外汇储备不足，已经对货币体系构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还要面对日本经济上的攻击。其实，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军事上的斗争之外，还有抗币（抗日民主政府所发行的货币）、法币（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和伪币（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汉奸伪政府所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我货币斗争，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1941年大平洋战争爆发前，法币在解放区和敌占区都自由流通，法币在敌占区市场占优势地位。当时法币在美英等国家的支持下，币值没有猛烈下降。日本在敌占区大量发行伪币，收兑法币，拿到上海等地的美国、英国银行去换取外汇（美元和英镑），向国际市场上套购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因此，它们仍让法币自由流通，并不希望法币迅速贬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从上海等地攫取几十亿元法币，同时没收美、英等国在这些地区开办的银行，这样用法币来换取美元、英镑的桥梁也因此断绝了。随之，日本就从利用法币转向驱逐法币，把几十亿元法币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用来攫取大量的物资。同时大量发行伪币来代替法币，以弥补它们的财政赤字。因此，法币就迅速跌价……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得到美、葵等国的支持，法币的价格还是时而跌落，时而比较稳定。而且由于日寇滥发伪币，伪币的币值从1944年起猛烈下降，跌落得比法币更加迅速。 ——《薛暮桥回忆录》
所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运作已经捉襟见肘，国债贴现率高达 45%-50%，增发货币于是就成了国民政府唯一可行的理财办法。故通货膨胀贯穿了抗战八年，抗战初期（1937-1939）是温和的通胀期，中期（1940-1942）是温和转为恶性通胀阶段，后期（1943-1945）完全处于恶性通胀阶段。其结果，流通法币从 1937 年 1 月的 14 亿元扩张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夕的 5569 亿元，增发指数 394.84。
而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被战争所压抑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弱甚至加剧反弹，货币调控与反调控成为各派系争夺资源的手段，加之国共内战仍要进行庞大的财政消耗而国民政府却很难再获得英美苏等国家的大额援助，遂使从法币问世就如影随形的通货膨胀在1945年以后越来越失控。从 1946 年 2 月东北内战打响到 1947 年 2 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由 1860 倍升至 10664 倍，法币发行额由 12612 亿元增至 48878 亿元。外汇黄金价格飞涨，与战前比较，法币对美元汇价由 3.3 元升至 12000 元，每十两黄金市价由 100 元升至 100 万元，市场混乱至极，恐慌遍布，怨声载道。
1947 年是一个“转折”之年，国共内战成胶着状态，更是通货膨胀的转折点。国民党在军事上的速胜论破产了，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所积累的民心士气和国际威望也极大地耗散了。这一年为了稳定货币，当局开始大量抛售棉纱、布匹等物资来回笼资金。1947 年 6 月，发行法币 99351 亿元；同年 12 月，发行法币 331885 亿元；1948 年 6 月，发行法币 1965203 亿元；同年 8 月 21 日发行法币 6636964 亿元。14 个月法币发行增幅为 65.8 倍。法币发行指数由 7096 增至 265788，同期物价指数由 30000 增至 4927000，14 个月增幅高达 163 倍。同时，美国对华巨额贷款及有关财政援助一再拖延。1948 年 3 月 30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援外总法案，援华 15 个月经费计划 5.7 亿美元。后经参众两院会议研拟缩减至 4.63 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 3.38 亿美元；军事援助 1.25 亿美元）。但是，美援并没有稳定中国金融状况，并且也没有帮助国民党扭转军事败局。这种状况对于财政金融态势而言更似火上浇油。
举个很形象的例子：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是两头牛，1941年一头猪，1943年一只鸡，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蛋，1949年5月是0.00245粒大米。
03
1948 年 8 月 22 日，南京当局实行货币再改革，用金圆券替代法币。这标志着法币改革自此已经全面失败了。1949 年 4 月商品价格较 1946 年 12 月上涨了 5400 多万倍，月均上涨90%。这一超出一般恶性通胀的惊人事实表明，中国自 1933 年以降的白银货币的现代转型彻底失败了。
在发行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金圆券。规定每金圆的含金量为 0.22217 克，但不能兑现。以金圆券 1 圆折合法币 300 万元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并用以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此举给民间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城市的中产阶级尤巨，令中华民国政府大失民心，金圆券发行的最高面额，从原先的一百元到后来的五百万元，严重贬值使得金圆券发行宛如废纸。1949 年 7 月民国行政院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条例》，于广州、重庆发行银元券取代金圆券，恢复了银本位制，规定金圆券五亿元兑换银元一元。惟人民对纸币已失去信心，许多机关也拒绝民众采用银元券缴纳税款，经济全面崩溃。下图是来自Magnum Photos的法国摄影家HENRI CARTIER-BRESSON在 1948 年 12 月 23 日于上海拍摄的著名一幕4《Gold Rush》，描述马上下班的时候，疯狂的人群想要冲进银行兑换黄金，象征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从 1933 年白银危机到 1948 年法币崩溃，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型历时十六年，这场分水岭式的货币变革，将“（传统）旧经济”的总根子——白银货币体制——被拔除了，但在播种“（现代）新经济”的货币种子——管理通货体系——方面最终陷于失败。失败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但本质我们认为却根源于半殖民的中国被迫承受的“主权负外部性”。
转
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历来被苏共成为“农民党”，理论上接受苏共提出的只能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甚至到 20 世纪 40 年代演变为新民主主义战略。但这一战略构想在占领大城市之初就已陷入困境。我们会看到，以如此高企的恶性通货膨胀，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试图通过私人资本来实现工业化，几乎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无论新建立的政权宣布何种体制，只要在剩余过少且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下推进现代化，必然会遭遇城市资本和乡村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对抗性矛盾… 而人民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抉择：生存还是毁灭？ 这么多年后，俄罗斯卢布也碰到类似问题。
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情况堪比今日之亚非贫困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七成绝对优势，1949 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 142 斤，而世界平均水平 154 斤，占农户总数 6.8% 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 51.9%，户均土地 144.11 亩和 63.24 亩，而剩余的 93.2% 的农户平均田地仅 7 亩，其中 55.4% 的贫雇农为 3.55 亩5。另有数据显示，该年同历史上最高生产力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七成，轻工业下降三成，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27 美元，同期美国是 1453 美元，西欧是 473 美元，日本 100 美元，印度 57 美元。
新政府当年若是沿着民国没有走通的方向继续下去，其经济基础很难支持它克服民国延续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一方面，刚进入大城市但仍未结束战争的新政府一算账就发现，财政赤字支出及中央政府货币增发的压力比起民国政府有增无减。超越意识形态地看，甚至与民国晚期的宏观经济困境如出一辙——财政高额赤字得靠增加纸币发行才能弥补，于是货币贬值的压力立显。再加上新政权对愿意服从的旧军队和旧政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加上解放区已有的脱产军政公教人员，1949 年 11 月已达 700 万有余，庞大的开支需求主要靠印发人民币来维持。另一方面，新中国百废待兴，但与民国相比，货币的物资经济基础更为紧缺。农业上，粮食产量从战前最高的 15000 万吨下降至 1949 年的 11218 万吨，灾民 4000 万人，缺粮 29 亿斤。工业生产的物资也被大量劫掠或破坏，工业品稀缺。此外，国民政府将各种国家垄断企业和机构撤到香港，包括航空公司，海运公司，矿业公司，银行下属的各类生产资料。不仅物资匮乏，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几乎全部黄金储备和银元等硬通货，据资料，先后三批估计 300-500 万两黄金和银元 1520 万元。于是，新政权在物资和硬通货严重匮乏下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便是建国初期用人民币衡量的物价出现灾难性暴涨，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2 月，全国先后发生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如何在一片生产萧条，投机活跃的地基上盖起经济基础结实的大楼，并用其撑起完整的国内政治主权？这是民国政府付出政权崩溃的代价也没有解决的问题，新诞生的中国政府如何做到兼治标本，而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看似并不像毛主席诗词中“一唱雄鸡天下白”那样简单。
02
我们不仅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中国：一个革命起家的执政党，近乎一穷二白的国家政权，尚未完成国家统一就遭遇朝鲜战争，在迎战以联合国为名的 16 国军队的同时，被西方全面封锁，西南台湾还有人虎视眈眈。如此内忧外患之际拿什么来实现自己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要知道打仗和过日子是矛盾的，要打仗就得增发货币保证军需，但增发货币就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日子就很难过。基于此，党内也形成两派，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相当于顺周期“做空”。而陈云认为，随着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和各地恢复生产，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能占据主动地位，眼下增发货币不必担心失控，更何况，打击民生物资的投机，释放土地革命的巨大潜力，接管与运营国家资本，都需要货币这个“看得见的手”来操作，这就属于逆周期“做多”。
民国的法币也尝试过这样的逆周期调节却政权覆亡。法币在性质上是依附货币，信用维系在美元外汇储备上，随着外汇储备减少，法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则法币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遂有发行出去的货币大部分又回流到工业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涌入实物投机领域，政府财政之手的调控作用亦被摊薄。人民币之所以成功正是依靠土地革命形成的去依附的国家政权，从而有了去依附的国家资本和货币体系，摆脱了外部势力介入和国内财团干预侵蚀货币主权，货币可以与国民财富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体现货币主权的完整性。因此，“以多做多”的财政调控手段才高度有效。
土地革命使新政权获得了放手发动农村的条件，将增发货币形成的庞大货币流疏导到农村，极大减轻了城市的通货膨胀压力，在货币领域再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土改和货币增发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以多做多”：在土地革命对农民进行了全面发动的基础上，通过增发货币，将更多劳动力和资金要素注入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激励农业生产3年实现了46％的增长；通过恢复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将农村征收和采购来的农产品迅速集运到大城市周边，才能形成对商品投机者的绝对力量优势，并使各种折实制度成为可能；搞活国营工商企业，将城市工业产品带到农村市场回笼货币，才能够渐次地推进“货币下乡”并“沉淀在乡”，使农村成为巨大的货币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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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过程来看，建国初期保卫人民币的主要机制，分为三个步骤：短期主要依赖军事政治权威；中期最为关键的经济政策是建立中央政府以实物为本位的宏观调控工具；长期来看还是要增加生产，节约开支。
从短期看，其一，直接对资本集中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占有一切官僚资本和跨国资本的财产，最低成本地建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有资本制度体系；其二，政府直接出手对重要物资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超大规模统筹和动员，与投机商的“硬通货”进行对决，这是改变物资价值被投机资本所控制的基础，这要多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这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结构。比如，建国初期就有四次人民币做空风潮。第二次“银元危机”时，由上海的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直接出动军事力量查封银元交易，并政治性地宣布银元交易非法，人民币为唯一合法通货。银元投机失败后的城市私人资本又去搞起了粮食和棉布的大规模投机，靠“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牟取暴利。这就是“银圆大战”之后接踵问至的第三次“米棉大战”。这次斗争过程堪称经典，最充分地展现了政府理性——将政治力量与经济运作相结合的主要运作机制。这次战役，也是中共第一次在经济舞台上“秀肌肉”，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从解放区运到城市的粮食已不下50亿斤，处于绝对多数，然后中央指挥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除了大量调运、抛售物资外，还配合税收、信贷等多种手段，使投机资本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从此人们开始明白：站在人民币后面的，不仅是国家政治力量，还有在土地革命战争的举国动员基础上形成的举国物资调度力量。
中期来看，前面的“银圆大战”“米棉大战”主要是军管体制下的政府直接使用国家资本对有实力的大投机者做出的战役性打击，而“三折实”就是政府面向普通升斗小民手中的余钱剩米，推出的保值措施，并以此建立了国家金融资本的信用基础。这三个折实领域是：1）政府发行折实公债；2）公职人员发放折实工资；3）银行举办折实储蓄。折实公债是指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收款，又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还债，从而保证买公债的人不会受到购买力的损失。折实工资是私营、公营企业都广泛采取了“工资分”的办法，以粮、油、布、盐、煤五种主要的生活用品为代表，每个“工资分”含：粮 0.8 斤、白布 0.2 尺、食油 0.05 斤、盐 0.02 斤、煤 2 斤。实物的数全国一致，而实物的品种各地有别。折实储蓄，即“存三白”，是针对人们重物轻币心理开办的，就是将人民币折成实物单位，按“折实单位”牌价保值储蓄。储户存取款均按牌价折成若干“折实单位”计算，“折实单位”价格上升而出现的币值差额由银行（国家）补贴。除了折实储蓄以外，还有实物贷款。实物贷款即贷实收实，或以实物计算贷款和还款，可以减少货币发行量，并有助于稳定物价。 实物主要包括粮食、棉花、棉布、油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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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来看，新政权靠“革命红利”扭转危机的经验，客观上看，还是毛主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战略在和平年代的演变。首先，分到地的小农恢复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自发与市场经济脱钩，这就使得总人口的 88％ 与城市爆发的现代经济危机无关，政府只需要着重应对城市中的危机。其次，国家基于土地革命完成了对几乎全体农民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在财政收支与金融存取领域采取折实的政策。亦即，占人口 88％ 的农民在参加土地革命之中构建起了史无前例的、严密的农村组织体系，才是宏观上稳定城市通胀的主要工具。最后，新政又创造性地挖掘制度红利，把这些集中起来的粮食和物资，通过以工代赈、水利建设投入等方式，在农民中进行再分配，一方面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为遏制通胀发挥长效作用；另一方面大量吸纳了灾荒发生时可能流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化解了危机代价随时可能演变成的社会动荡，可谓神来之笔。在 1950—1952 年的三年中，直接参加水利建设工程的人民有 2000 万人左右，完成的土方据不完全统计在 17 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挖掘 10 条巴拿马运河或 23 条苏伊士运河。
新政权大规模集中农村农副产品打击城市通胀，其实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有效遏制了城市的投机和通胀；另一方面促进了人民币下乡，有效降低了货币集中在城市的压力。农民手里有钱后，第一反应是存钱买地买房，扩大生产，即“农户理性”，这客观上使得农村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货币，也像减压阀一样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通胀压力。农村货币“蓄水池”极大减缓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使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极大缩小。以上，都是国家利用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农业政策和农业投资发挥农村“软着陆”载体作用，利用内部力量走出城市危机的具体机制，或者叫“农村包围城市”。
据统计，土地改革结束时，占人口 52.2％ 的贫雇农占有 47.1％ 的耕地，平均每人 2.93 亩；占人口 39.9％ 的中农占有 44.3％ 的耕地，平均每人 3.67 亩；占人口 5.3％ 的富农占有 6.4％ 的耕地，平均每人 3.8 亩；占人口 2.6％ 的地主占有 2.2％ 的耕地，平均每人 2.52 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区“均田”但并不“免赋”，农民在完成土改之后仍然承担着 20％ 左右的较重负担水平，远超“什一税”，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西南地区“匪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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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价日趋稳定和回落，投机需求和保值需求大为缩减，主要的资金用于生产，而城市却开始出现工厂产品积压、商店商品很难找到销路、市场的成交量远远低于商品上市量的现象。从城乡空间格局看，被打掉了投机获利空间的工商业资本要走出萎靡不振的状态，不能只在城市里兜圈圈，必须把市场扩展到有着总人口 88％ 的农村，才可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而无论何种后发农业国家要进入工业化，无论信奉何种主义，都会遭遇到资本原始积累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难题。农民虽持有大量现金，主要还是在传统农村经济部门内部流通。这一方面帮助政府吸纳了超发货币，弱化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城乡经济交换关系难以建立。在治理通胀中，前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通胀得到有效遏制之后，后一方面对民族工业的消极作用则开始显现，这是为辩证法的一般体现。政府也尝试开展各项工作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但效果寥寥。
可见土地改革也具有双面的塑造作用，一方面拉进了农村和城市政府的政治距离，另一方面也拉远了农村与城市工商业之间的经济距离。就前者来说，如同历史上任何朝代实现均田免赋都会使农民忠于国家一样，土改使占全国人口 88％ 的农民群众高度依赖和长期忠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新中国政府凭借土地革命有效地完成了构建“政治国家”所必需的最广泛的国民动员。就后者来说，土改的实际内容是按村社人口平均分地到户，客观结果是旧中国方便城市资本“低成本”地提取农业剩余的两个农村规模主体同时被消灭——既消灭了富农和富裕中农这些能够最大规模租入土地进行农业劳作的“规模生产主体”，又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个仅凭实物租就能低成本保持农业商品化率的“规模流通主体”。土改利小农而不利资本，遂引发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集中的城市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越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会发生私人资本积累困境。过去如此，现在亦然。若简单化地坚持市场经济，则难以扭转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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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0 年政府打击高通胀、以“三折实”构建国家财政金融基础之后，私人资本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按理说应该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可以由此进入加快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然而却与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矛盾，从而引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更深层次的问题。
任何于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任何地方在实质上都是个剥削过程，于是，在资本势必最大化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以及这个过程必然累积风险代价的规律作用下，在伴随危机和萧条与生俱来的巨大的制度成本不能向革命之后的城市和农村劳动者直接转嫁的体制条件下，其内生的经济秩序混乱势必要在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社会发生。（这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占领华尔街”，“黄马甲”等等）。即使政府直接出手进行逆周期调节，也不可能扭转营商环境劣化、经营者行为劣化的趋势，并且，这个混乱趋势还随着政府采购、加工订货等一系列救市措施蔓延到政府内部，发生官员贪污腐败。恰是这些现实情况，构成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客观背景。
很多客观经验表明：任何属性的企业在危机发生、经营风险增大的情况下，都会有一般经营风险大量演化为道德风险的趋势；此时，如果主观上对政策环境多有不满，则更易于诱发道德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在城市，随着战争的进行，中央政府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旨在要求全国各行业、各部门压缩成本、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主要做法是核定消费定额，压缩消费支出；对向私商进行的军需品和基础设施建设材料加工订货时严格控制私商能够获得的利润。但随着运动的开展，一些私商认为，政府采购价与市场价格之间有较大差价，自已连番受到“不公”待遇：先是因政府集中打击通货膨胀而承受压力，如贷款困难、采购限制等，并因此要承受较高的生产成本；继而又遭遇到产品下乡困难与价格被严格限制的两重压力。于是，私人企业更多地转向以不正当手段来牟利，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偷税漏税等手段盛行，遂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内生的“制度成本”骤然放大并在城市集中表现。同期，这些不良倾向与政府人员的各种权力寻租行为结合在一起，客观上构成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军需保障负面影响，使矛盾激化。
大多数文献在谈到“三反”“五反”运动时，都会使用“过激”一词。从社会阶层特征来看，乡村中的土地改革与城市中的“三反”“五反”运动在针对的对象上具有同质性，都是相对于一般大众而言的“精英”群体。也因此，无论乡土中国还是城市社会，在城乡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借助官方政治运动来斗争身边精英分子的过程中，一般都表现出运动激进性甚至暴力性。此后的政治运动也不断证明，无论在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语）中照搬何种西方意识形态，都会助推“小资革命暴力化”。
然而，单纯依靠国内的城市群众运动，根本就不可能消化掉发生在城市经济中的民族资本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制度成本——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屡经动乱，却都未能在城市中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病根所在！基于这个本质性的规律，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在“五反”运动结束之后，经济再度陷入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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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分析下，可以得出 1949—1952 年在城市经济体制演变中表现出来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仍然主要是国家和私人两种资本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一是民国官僚垄断资本在解放战争占领城市之后直接成为新中国的国家资本，二是政府通过发行国家信用货币对私营厂家物品采购部分形成的也是国家资本，三是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援助的大量战略性投入也只能直接形成国家资本，由此，从国民经济的结构看，1949—1952 年期间增长最快的就是国家资本。数据表明，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34.2％ 上升为 52.8％，公私合营工业由 2％ 上升为 5％，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由 63.3％ 下降为 39.0％。
正是在上述内外矛盾交织作用下，中国于1953年推出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其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的改造。以一般市场经济促进私人资本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战略，至此告一段落……
后话
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的归纳，做所谓“价值中立”的分析。第一，独立主权条件下的实体经济是主权货币的基础。第二，改变单一经济结构才能摆脱殖民化的“发展陷阱”。第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才能以“组织化的劳动”替代极度稀缺资本。
极目发展中经济体，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地区能让一两代人为了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而甘愿做出牺牲，何况，这种牺牲对于已经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被广泛动员起来的亿万农民群众而言，根本不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禁悲从中来，长太息而掩涕兮。据此，任何涉及国家资本的后续制度演变，都应该把价值化地体现亿万人民的劳动投入和社会合作作为基本原则。
然而，马上的 1953 年中国因大规模上马苏联援助项目，而不得已在多个领域实施统购统销，遂使得刚站稳脚跟的人民币再度失去作为独立货币的地位，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共和国的命运又将走向何处？
Reference
- 《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董筱丹 温铁军 2019
-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许涤新 吴承明 2007
-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杨格著 陈泽宪 陈霞飞译 1981 第238页
- 《Henri Cartier-Bresson Chine 1948-1949 & 1958》 Michel Frizot Ying-lung Su 2020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第1卷 1949-1952》 吴承明 董志凯 2001